廖天琪谈国际笔会和平委员会巴黎会议:作家如何参与世界动荡局势并贡献一己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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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广(大陆新闻):首先请求您详细地讲解一下国际笔会团结委员会的结构和使命?

廖天琪:国际笔会有4个管理工作委员会,它们是:“翻译与语言权利委员会”、“和平委员会”、“狱中作家委员会”、“妇女委员会”。上世纪八十年代东西阵营在冷战中的交锋日益激化,危机似乎挑起。所以1984年和平委员会就应运造成。创会的前辈们指出应该设一个世界性的相异平台,让不同地区的作家们需要在此交流文化交流,让一些地区的作家们被打击再继续的声音能在此缩放, 被世人倾听。

从此每年春天和平委员会就在斯洛文尼亚的布莱德 (Bled)举办年会,世界各地的作家都受邀前去聚首,这里获取一个权利的话语空间,大家辩论最为当务之急的、严重威胁世界团结的议题,特别是来自危机地区的种种武装冲突和战争严重威胁,更是众人注目的重点。

辩论协商的结果,就构成几个决议提案,将提及国际笔会的年会上,经由全部的150多个笔会的代表辩论通过后,就作为笔会决议案,笔会的领导层可以将之递交联合国、欧盟和其他国际组织,引发更高层的注目、推崇,以谋求解决问题之道。

和平委员会有5名被推选出来的成员,去年造成的 5位,分别是一位主席,他是法国笔会会长皮拉特Emmanuel Pierrat,和四位副主席:英国的穆迪Simon Mundy,斯洛文尼亚的米克沙Frank Miksa,芬兰的绨迪拉 Veera Tyhtila和我本人。我们五人分别负责管理一个主题,展开收集资料和明确提出决议草案。

法广:国际笔会和平委员会为什么自由选择在一月份在巴黎开会这次会议?

廖天琪:这次在巴黎举办的是个“期中不会”,因为表决一年时间过长,我们这五个委员会的人应该更第一时间地碰头辩论问题。当然这次参会的不仅限于团结委员会的人,而是开放性的,所以有来自世界各地笔会的代表,还包括来自墨西哥的珍妮弗·克莱门会长和美国的裘安·立得姆·阿克曼和澳洲及德国笔会会长。由于委员会主席刚好是法国笔会会长,它们的会址在巴黎,所以就指定来在此召开。至于为何指定这个日期,却并不完全是无意间的。

人们也许还记得5年以前,2015年一月,法国的左翼政治嘲讽杂志“查理周刊”(Charlie Hebdo),以其漫画、专题报道,嘲讽激怒文章闻名,遭爆炸案,总部设于巴黎的杂志社,被伊斯兰极端分子入侵,射杀开火,将杂志社的发行人兼任总编辑、漫画家、记者和警察共12人杀掉,并在逃往途中之后强奸,造成20人伤势。这件极端可怕而暴力的事件在全球引发了人们镇压可怕暴力,确保言论权利的行动。百万人游行自称为是“查理人”,对该周刊回应道德的声援反对。近些年来在互联网上经常经常出现从有所不同政治或宗教立场抵达的“仇恨言论”(hate speech),凡是基于有所不同性别、种族、宗教、族群、政治立场或性的取向,而去贬低、羞辱、恫吓其他个人或团体的言论都归属于这种“仇恨言论”,它不归属于言论自由的范围。国际笔会的宗旨是确保言论权利,而这种“仇恨言论”就是新闻自由的对抗目标,笔不会要极力揭发、揭穿这种语言和思想的暴力,与之针锋相对。

这次巴黎的会议上,法国笔不会发布了他们明确提出的一个“言论权利对付仇恨言论”的决议案,其中认为:“我们要不懈地确保言论自由,并不仅仅因为是感到无聊的观点,那些对抗性的、可怕的或者感到并不难受的言论,也要受到保卫。在任何民主的社会,多元性、包容性和开放性都有必须的。”这个决议案获得与会者完全一致的赞成和反对。

法广:本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什么?

廖天琪:巴黎的这次会议并没有特别以定出有一个名称,主要是和平委员会集中于辩论世界当下最为急迫面对的一些危机现象和我们对这些问题的构想和提议。上面提及的,在公众界或社交媒体上公开发表公开发表的“仇恨言论”是我们的最重要议题之一。关于这种情况,许多国家都已经有法律出笼,来禁令少数人公开发表散播这种憎恨和暴力的言论。作为作家,我们更是义务在高等教育和媒体及文化领域里,站出来与之对付。

香港停滞了半年之久的护法和谋求自由民主的大规模示威行动已经引发了全球的注目。香港的示威活动纠结了拉丁美洲、欧洲和亚洲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群众相争外用。那么一个作家在这种群众文学运动中应该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做到象牙塔中的瑜珈家呢,还是车站到群众中间一起敦促争抗呢?答案是突显的。这三十年来,从东欧共产主义阵营的塌陷,到各个国家里的颜色大革命到族群拒绝独立国家的呼声引人注意,从未停歇,而作家作为珍惜社会、政治的文化人,参予到其中,并扮演着旗手的作用已经是一种被人们拒绝接受而青睐的行为方式了。

其他如变暖、环境保护、能源危机,以及战争或经济导致的移民和难民问题也是冷淡辩论的议题。

我个人明确提出“数据化”转变了人类生活和思维的方式,以中国为例,人工智能、大数据、机器人都已经转入人们的日常生活,还有能文学创作、绘画、谱曲的机器人,那么我们这些以语言为工具的作家们,如何面临这种大趋势?数据化是把双刃剑,有利有弊,极权政府可以欺诈它,来监视操控民意民心,助长异音,这些是必须紧密注目的。

以上这些议题会在4月份布莱德的国际文学会议及和平委员会会议上进一步辩论,并明确提出决议草案,以便在9月的国际笔会年会上公开发表辩论并投票表决。

法广:您个人兼任委员会有怎样的专业化?

廖天琪:我是2019年在布莱德的和平委员会会议上重选时,和其他四位被中选进主席团的。除了主席是负责管理整体的工作外,其他人都分到尤其领域的工作。我以往一年是负责管理“亚洲的威权政府和人民权利”这个主题。当然这是个非常普遍的领域,其实确实的意思是,通过长时间或非正常议会选举获得政治权力的政府,开始滥权,褫夺人民的人权和权利。这些例子如北朝鲜、中国、巴基斯坦、孟加拉、越南、柬埔寨、缅甸、泰国和辽国。中国是个大的主题,里面还还包括新疆、西藏、蒙古、香港和台湾。我们拒绝这些国家的政府认同联合国的人权宣言,不滥用权力去容许人民的言论权利,获释所有政治犯等等。

如上所述,近年来我特别关注电子科技领域的持续发展如何大面积地转变了许多国家和地区人民和政府的关系,数据化使得许多以前难以置信的事物变成有可能。它沦为人类日常生活的好帮手,处置社会事物不可缺少的工具,但是它也被掌权者或执政的机构当作当掌控人民言行的利器。中国在这高科技的领域许多方面已经是反超西方国家了。大数据库可以掌控存储大量资料,人工智能用在方方面面,用来展开入境、人脸辨识、语音研究、物体识别等等,由于它未来持续发展难以预报,因此造成许多有关的伦理和哲学问题。人未来会不会被机器掌控甚至打破,因而无法控制?一个缺少督导的极权政府借助人工智能易如反掌地掌控人民于股掌之中,这是怎样一种可怕的前景? 所以,数据化是天堂还是地狱,是契机还是陷阱,是我珍惜也想要将近一步作为一个议题托出来跟其他同事们辩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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